三十年间美国为何未能遏制中国崛起？

2026-10-12

在1991年12月25日的历史时刻，苏联的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缓缓落下，美国确立了其在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。此时，美国的航母舰队驰骋于各大洋，美元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，其价值观也被普遍接受，融入了多数国际组织的运作中。而在那时的中国，其GDP仅占美国的6%左右，军队仍使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设备，甚至缺乏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。从国际政治的冷酷逻辑来看，这正是抑制一个潜在对手的最佳时机——当对手还未成长，自己依然掌握主导权，并且全球求助于自己时，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？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里被无数战略家反复考量。美国确实想过采取措施，国会里每年都有声音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，但每次都以失败收场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每当计划实施之际，总会感觉到某种无形的束缚。

这一讨论始于1993年。当时克林顿刚刚成为美国总统，起初对中国持有较为负面的看法。在竞选期间，他批评老布什对中国的“纵容”，并迅速将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表现挂钩，1994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主要取决于在人权方面是否有显著改善。这一政策在国会获得了不少支持。在冷战刚结束的背景下，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最终胜利，接下来轮到中国了。于是“崩溃论”在华盛顿走红，许多人认为中国只是一个“过渡性的政权”，不可避免会步苏联的后尘。但是，华盛顿的声音并不单一，克林顿政府内部很快分裂成两派。

一派被称为“遏制派”，主张在中国尚且弱小之际，运用最惠国待遇、技术封锁和军事封堵，来扼杀中国的发展势头；而另一派称为“接触派”，则提议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，通过规则去规范它，并以贸易来促使其转变。双方争论激烈，但最终是“接触派”占了上风。这背后原因在于“遏制派”未能提供足够能够说服美国商界的论据。

美国企业界在这场辩论中扮演了被低估的角色。1990年，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润几乎为零，然而到了2005年，这一数字却激增至30亿美元。90年代前半段，美国对华的投资年均为3.9亿美元，随后增长到11亿美元。在华美资企业的数量从1990年的45家激增至1998年的335家，企业总资产也从20亿飙升至250亿美元。这些数据背后是波音、通用、摩托罗拉、IBM和可口可乐等公司的实际投资。如果你问底特律的汽车工程师是否愿意放弃中国市场，或者询问西雅图的波音销售员是否愿意将订单交给空客，亦或是问硅谷的芯片高管是否愿意放弃中国客户，答案无疑在国会的游说记录中有所体现。